七 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
发布时间: 2017-03-30 浏览次数: 10


 203.新疆副厅级官员贪污千万自称“法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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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法盲,我不懂法……”,近日,面对涉嫌与同伙贪污1288万余元、独自受贿546万元的指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局原副巡视员(副厅级)杨有明说。

起诉书显示,20085月,杨有明在收购三亚临海大厦过程中,伙同王某将所收购的临海大厦中的41套公寓予以隐匿,价值人民币1288万余元。随后,王某将其中的38套房产变卖。杨有明分得赃款571万余元,另有3套公寓落在杨有明指定的人名下,价值63万余元;王某分得赃款654万余元。检察机关除了指控杨有明贪污公款外,还指控其有546万元的受贿行为。据检察机关查明,2003年至2006年间,杨有明利用担任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局长的职务便利,给阿勒泰一家矿业公司提供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帮助,收受95万元人民币;20083月,杨有明向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一家矿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收受100万元人民币;20099月,杨有明以同样的方式收受青海一家煤矿公司50万元人民币……

庭审中,杨有明对他的7项受贿事实都予以认可。据悉,杨有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的赃款已经在他被“双规”期间全部上交。杨有明在庭审陈述阶段说:“其实,我一直是工程师,我直接从工程师一下子升为局长,我不懂管理,思想上也没有准备。”杨有明还不止一次地苦笑着说:“我是个法盲,我不懂法。”

 204.习近平谈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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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严格依法行政的重要性,指出“我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习近平说:“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关键是要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相信法不容情、法不阿贵。”

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蔓延开来,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否则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呢?要坚决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谁违法谁就要付出比守法更大的代价,甚至是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代价。要逐步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立法律的权威,使大家都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卢梭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205.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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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中央专门就依法治国问题召开全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表明了党对依法治国的重视和决心,必将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全会公报反复强调了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达13处之多。法治作为我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全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贡献,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澄清了人们在党和法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一讲到法治,就与多党制、竞选、司法独立等联系起来,法治中国必然既具有法治的公平、正义等共同特征,又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特征。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项重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如果离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就会迷失方向,造成思想和行动混乱,就不可能保证法治国家目标的最终实现。

作为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党组织的推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全会要求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206. “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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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两位英雄葛振林、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起诉《炎黄春秋》杂志社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815日宣判,判决被告洪振快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葛振林、宋学义于1941925日在狼牙山上的一次战役中英勇抗敌并光荣负伤。19411018日,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签发训令,对宁死不屈、光荣殉国的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位烈士及跳崖负伤的葛振林、宋学义两位同志予以表彰,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之后的几十年中,“狼牙山五壮士”这一称号在全军、全国人民中广泛传播,获得了公众的认同,成为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被告洪振快发表的两篇文章以考证“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以及“‘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细节为主要线索,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文章多处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文章虽然未使用侮辱性的语言,但被告采取的行为方式却

是通过强调与主要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人物群体及其事迹产生质疑,从而否定主要史实的真实性,进而降低他们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因此,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侵害他人名誉、荣誉的加害行为。涉案文章经由互联网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伤害了原告的个人感情,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7.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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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即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诉庆云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职一案一审公开宣判,庆云县人民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确认庆云县环保局批准山东庆云庆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试生产、试生产延期的行政行为违法。

 201410月,庆云县检察院在审查庆顺公司污水处理厂厂长涉嫌污染环境罪案件时,发现该公司自20088月以来,一直在未通过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情况下,违法进行年产12000吨环保型纸用染料项目的生产,排放大量污水,造成环境污染,当地群众多次拨打民生服务热线进行举报。庆云县党委政府责成环保部门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庆云县检察院调查发现,庆云县环保局虽对该公司多次作出行政处罚,但在监管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针对上述情况,庆云县检察院于20145月、20151月两次向庆云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环保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庆顺公司整改并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庆云县环保局虽予以回复,但仍未依法正确履行监管职责,致使群众反映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为促进依法行政,督促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并依法履职,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201512月,庆云县检察院就庆云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职向庆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庆云县环保局批准庆顺公司进行试生产、试生产延期的行政行为违法,撤销其违法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其依法履职。

 201656日,庆云县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620日,本案公开宣判,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208.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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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引领未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贯穿全会决定全篇的一条红线,是管总的东西。在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全会释放了明确的信号、指明了正确方向,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

1954年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到改革开放后重启“法律之门”;从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我们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法治建设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既不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更不全面移植、照搬照抄,才能解决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三个方面,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才能立足中国实际建设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还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力有序推进法治建设,这是根本保证;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权益,这是本质要求;只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基本原则;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这是基本方式;只有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与国情相适应、与社会相对接,这是基本前提。这“五个坚持”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搞好法治建设,迈向法治中国。

 209.全国首例开庭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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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412日,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开庭,这是全国首例开庭的民事公益诉讼案。经审理,徐州市中级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鸿顺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共计人民币105.82万元。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鸿顺公司支付公益诉讼人为本案支付的专家咨询费人民币3000元。案件受理费14320元,由鸿顺公司负担。

徐州市检察院经调查取证查明:2013427日,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经现场监察,发现鸿顺公司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转,直接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砖厂废坑及周围沟渠,遂向鸿顺公司发出环境监察建议书。201445日至6日,鸿顺公司因私设暗排管,将未经处理的600吨生产废水排入苏北堤河,被环保机关罚款5万元。2015224日至25日,鸿顺公司再次将未经处理的2000余吨生产废水排入苏北堤河,被环保机关处以罚款10万元,其经理王井奎被行政拘留十天。鸿顺公司未严格按照环保验收工作报告中所明确的要求,在污水排放口安装污水流量计、COD在线监测仪对废水排放总量和COD连续监测,存在持续逃避监管排放污染物的严重违法情况。环保专家评估认为,鸿顺公司于20144月、20152月两次共违法排放2600吨废水,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共计26万余元。

在做好调查取证工作的基础上,徐州市检察院按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方案》关于诉前程序的相关规定,第一时间联系民政部门,确定全市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条件的三家社会组织,逐一上门走访,发出督促起诉意见书,建议他们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鉴于三家社会组织均称“不具备承担公益诉讼的能力”,20151222日,徐州市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徐州市中级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鸿顺公司将其污染损害的苏北堤河环境恢复原状,并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如无法恢复原状,则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以环境污染损害咨询意见所确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26.91万元为基准的3~5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判令鸿顺公司承担公益诉讼人为本案支付的专家辅助人咨询费用3000元。

 210. “告官不见官”已成过去式 政府强行填土被判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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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及何某等多位村民的反对,镇政府强行对3万多平方米的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填埋,何某等五位村民守土不成持承包权证将被告浙江临海市汇溪镇人民政府告上了法院。512日,记者从浙江台州三门法院获悉,该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判决确认镇政府的强行填土行为违法。开庭当日,五原告及所在村二百余位村民均来到了庭审现场,被告镇政府的法定代表人赵镇长及两位委托代理人也到庭参加诉讼。

法院经审理查明,临海市人民政府因建设临海市国际物流中心项目,需要征收原告何某等人所在村3万多平方米的集体土地。20131114日,临海市人民政府和村里签订了征收土地补偿协议,并进行补偿。2014120日,该征地方案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20141016日开始,被告临海市汇溪镇人民政府在所征收的土地上进行填土。何某等五位村民坚持认为镇政府的行为违法,为此诉至法院。

庭审时,被告镇政府认为该土地系经省政府审批已被国家合法征用,但具体填土的行为主体并非镇政府,而是一家企业。因其并未参与填土,故并非本案合格被告,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告汇溪镇人民政府并非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其在国家征收临海市汇溪镇的土地后,不顾原告等村民的反对,于20141016日让他人对涉案土地进行填土,属于程序不当,其行为违法。对于被告提出的填土行为不是其所为的辩解理由,法院认为该理由不充分,故未予支持,遂当庭作出如上判决。

 211.天价赔偿案落幕 彰显公益诉讼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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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保法实施一年后,环境公益诉讼开始发力。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有关负责人日前介绍,2016121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再审申请人江苏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等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一案进行询问,并当庭裁定驳回化工公司的再审申请。至此,1.6亿“天价”环境赔偿案尘埃落定。

随着新环保法的深入实施,各地因环保而引发的公益诉讼案件逐渐增多。据中华环保联合会与自然之友联合对2015年环境公益诉讼进行的盘点称:2015年,9家环保组织共提起37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中6起已审结。尽管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及办结的案件数量仍相对较少,但较之以往却有了明显的提升。

不过也要看到,整体而言,当前绝大多数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查办进展并不顺利。一方面,环境公益诉讼刚刚起步不久,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一些短板和不足;另一方面,被提起公益诉讼的企业及地方百般阻挠,从各方面给公益组织施加压力,给案件的查办带来不小的难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某些涉嫌污染环境的企业,即便被提起公益诉讼,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与追责。

一面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既定事实,一面是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和追责。这些企业在公众看来的确有漏网之嫌,而这既是环境污染地区的不幸,更是全社会的不幸。不仅会动摇相关方面在环境公益诉讼上的决心和信心,而且还会让更多的企业或地方心存侥幸,进而变着法儿地与公益诉讼组织或环保执法机关周旋,对抗公益诉讼甚至是环保执法。

由此可见,1.6亿“天价”环境赔偿案尘埃落定,其作用和意义可谓重大。首先,这让污染环境的企业得到了应有的惩处,彰显了法治的公平和公正;其次,这有利于打破一些企业在污染环境上的侥幸心理,让他们意识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敢在环境上违法,就一定会受到惩处。更为关键的是,这凸显了环境公益诉讼的韧劲,坚定了一些有志于环境保护的组织机构及人士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6亿“天价”环境赔偿案无异于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一大样板,为相关的公益诉讼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某些企业在公益诉讼中漏网所造成的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绝对不能让一些污染企业漏网的情况屡屡上演,必须采取更加强力有效的措施将这一现象根除。要彻底纠正这一现象,地方政府不能护短。事实上,一些企业之所以对被提起的公益诉讼不以为然,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地方政府为其护短。因为这些企业不少都是地方的利税大户,关系着地方的经济GDP,关系着一些领导的政绩。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一些企业在污染环境时才有恃无恐,在面对公益诉讼时不以为然。所以,不让一些因环境污染被提起公益诉讼的企业漏网,地方政府必须扭转原有的思维,不为这些企业护短,让其受到法律的严惩。

 212.女子遭家暴喊亲戚教训丈夫 怕遭报复将其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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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丰县女子孙某长期遭受家暴后,在亲友的帮助下,将丈夫杀死并抛尸河中。201661日,丰县人民法院公布了该起故意杀人案一审判决结果。

 20多年前,孙某与侯某结婚并育有一双儿女。婚后,侯某经常对孙某打骂,有时对两个孩子也拳脚相加。面对这样的情况,孙某向身边的人求助过,村干部、邻居也多次出面调解,可是侯某照打不误。眼看着生活无望,孙某提出离婚,结果遭到侯某一顿打骂并有言语威胁,称要是离婚便杀了孙某娘家人全家。孙某再也不敢提离婚的事。

 2015528日中午,侯某在家中喝酒后,与孙某争吵起来并打了孙某。孙某给女儿打电话让其带人到现场教训侯某。不久,女儿、儿子和孙某的侄女婿张某带着几人到了家中,张某几人将醉酒的侯某打倒在地。孙某拿着抱枕按在侯某的脸上出气。想到侯某酒醒后将会进行可怕的报复,孙某产生了杀人的念头。此间张某还“建议”用塑料袋不透气。孙某真的拿来塑料袋交给张某,后让儿子在外放风,自己和女儿按住侯某的身体,很快,被塑料袋罩住面部的侯某窒息死亡。当晚,孙某的女儿和张某一起,在侯某的尸体上绑上铁链和磨盘,然后开车将尸体抛到一条小河里。几天后,晨练的老人发现河中的浮尸遂报警。案发后,村民和孙某的公婆联名写信为孙某等人求情。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孙某等人故意杀人,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具体情节,法院一审判处孙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2年。其女儿被判处有期徒刑36个月,儿子被判处有期徒刑26个月缓刑3年。张某因另犯盗窃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剥夺政治权利2年。

 213. 18个乡镇仅1名党委书记未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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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发布文章,揭秘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贞坚受贿案公诉幕后。起诉书共指控刘贞坚44笔犯罪事实。除3笔犯罪事实共计118万余元系收受企业、个人贿赂外,其余犯罪事实共计739万余元,均系其收受下属贿赂,为下属谋取职务调整方面的利益。41名下属为了职务调整向刘贞坚行贿,占刘贞坚收受贿赂总数的86%。据了解,此案涉及巨野县县级干部7人、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10人,全县18个乡镇只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未向刘贞坚行贿。

根据起诉书,刘贞坚的受贿犯罪主要发生在其担任菏泽市巨野县委书记期间。正如刘贞坚在供述中所讲:“受贿大多发生在2010年、2011年,这两年自己思想发生了变化,感觉对巨野的情况熟了,和干部接触的多了,自己认为收他们的好处不会出现问题,特别是担任巨野县委书记的最后一年,认为自己将要离开巨野,就想在临走之际再捞一把。”这导致了这一时期刘贞坚大肆受贿。

据办案人员介绍,和很多贪腐官员生活作风有问题不同的是,刘贞坚对此十分注意,他和妻子江某某关系很好,很多同事都会和妻子说自己的诉求。到巨野县任职后,来找刘贞坚的人多了起来。对于那些提钱上门的人,刘贞坚告诫妻子,不是谁的钱都能收,要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他能给别人办事就收,不能办事就不收。用刘贞坚的话说,“只收那些工作能力强、有提拔可能的干部的钱”。不能收的钱,再让江某某送回去。刘贞坚交代,这些年来,他拒收和退回的钱已超过1000万元。

据很多行贿人员透露,刘贞坚在巨野主政后,“大嫂”俨然成了地下“组织部长”,在一些场合会有意无意地“放风”,让行贿人感到机会来了。时过不久,送钱买官便成为公开的秘密了,县里很多岗位已被暗地里“明码标价”。在刘贞坚主政的那几年里,一个未被证实的说法是:乡镇长5~10万元,乡镇党委书记10~20万,县直部门“一把手”20万元。

 214.村民上访七人被拘 榆林中院判决县公安局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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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秀等七人以所在横山县白界乡杨官海则村在土地使用、新农村住房建设等方面存在问题向相关部门反映,以未达到及时处理为由去信访局、中纪委、国土资源部上访并递交上访材料。信访局、中纪委及国土资源部工作人员回复交由陕西省办理。

 2013723日,横山县公安局对王永秀、王海生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王东梅、白润子、王凤志、党永山、朱春芳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均制作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并通知其家属,后交付横山县看守所执行。

七位村民皆不服该处罚决定,向榆林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榆林市公安局于20131010日复议决定书,维持该决定。七人不服,向横山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对他们的行政处罚决定。而横山县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横山警方对王永秀等人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程序应予维持。判决维持横山县公安局对七人的行政处罚决定。

 2014811日,榆林中院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此案。榆林中院认为,本案被诉的横山县公安局对七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认定事实部分,仅表述了王永秀等七人上访的经过,并未认定王永秀等七人如何实施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的行为及情节,亦未认定王永秀、王海生聚众实施上述行为的情节,且未提供足够证据证实上述情节,故横山县公安局对七人进行的处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如下:一、撤销陕西省横山县人民法院〔2014〕横行初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横山县公安局于2013723日对原告王永秀等七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共计100元,由横山县公安局负担。

 215.周永康案纵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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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男,1942年生,江苏无锡人,196411月入党,19669月参加工作,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14729日,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1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543日,天津检察机关依法对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案提起公诉。

经查,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调查中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

 20156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周永康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据了解,周永康在庭审最后陈述时说,我接受检方指控,基本事实清楚,我表示认罪悔罪;有关人员对我家人的贿赂,实际上是冲着我的权力来的,我应负主要责任;自己不断为私情而违法违纪,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我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

 216.母亲悔婚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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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乡农民陈某(女)有一女儿小兰,亭亭玉立,惹人喜爱,上门说亲的无数,可她都不愿意,暗暗地与邻乡青年周某相爱。他俩多次参加县文娱会演,志趣一致,情投意合。陈某知道后,先向周家提出要三间两头房,一套新式家具,5000元礼金等,后来又提出要以周某的妹妹嫁给他儿子作交换条件。周某的妹妹死活不同意。陈某恼羞成怒,千方百计阻挠自己的女儿与周某来往,并用十分恶毒的语言辱骂周某,又派人监视自己的女儿,不准她与周某见面,还诬陷周某上门拐骗她的女儿,并告到乡政府。女儿感到无脸见人,服毒自杀。

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的原则。所谓婚姻自由原则,就是公民有权根据婚姻法的规定,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本人的婚姻关系,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为保障婚姻自由,婚姻法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小兰母亲陈某却违背女儿的意愿,用索取财物、换婚等方式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

 217.法律成破窗 禁什么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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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411日起,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十条道路除自行车外,禁止其他非机动车通行。为此,《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在禁行首日去北京长安街及延长线实地采访,发现第一天交警对违法者多以劝阻为主,而送快餐的外卖小哥也大都是绕行送餐。似乎北京“禁摩限电”的第一天,对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禁摩限电”事关很多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对快递业影响很大,所以一段时间里,反对的声音很高。为此有专家就站出来说,“禁摩限电”是有法律依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行业法规早有规定,在道路上行驶的摩托车、电动车很多都是违法的。

其实,当法律已成破窗的时候,我们再说禁什么都会显得很无力了。这点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上表现得比较突出。作为交通参与者,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各种奇葩的交通违法行为,乱调头、乱停车、乱变道、乱穿马路、乱闯信号灯者比比皆是。像北京这种大城市,每天的各种交通违法行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够得到纠正和处罚的并不多。从某种程度上说,所谓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成为破窗,早就没人在意多一起或少一起交通违法行为了。

2016年起,北京的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静态停车秩序整治行动,全市130条主要道路被列为停车管理示范大街。这样的整治勉强算得上是聊胜于无。偌大的一个北京城,除了这130条道路以外,难道其他的道路就可以乱停车吗?这130条道路对整个城市的交通违法状况不会有根本的缓解作用。

毋庸置疑,城市交通混乱的根源就在于车辆的乱停乱放。从法律对第一辆乱停的车退让开始,就注定了我们要收获一个混乱的城市交通秩序。我们看到,汽车停在人行道上、停在自行车道上甚至停在道路中间,逼得行人、自行车无路可走,只能走上机动车道,最终的结果是机动车也寸步难行。

执法者为什么会对乱停车这种交通违法行为退让呢?可能执法者也很无奈,如果不让汽车停在人行道、自行车道上,它就无处可停。因为执法要讲道理,要人性化。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可笑。该讲道理、人性化的不是执法而是立法,立法的时候要民主、要参与,要体现不同利益者的博弈,而一旦到了执法的层面就必须讲权威、讲平等、讲严格。如果执法处处退让,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都可以成为不执法的理由,法律就必然会成为破窗。

即使我们能够把一个城市的交通工具简化成只有机动车,也无法把路权只让渡给机动车,因为还有行人,当行人无路可走的时候,依然会成为城市交通中的一个混乱因子。所以从根本上讲,城市交通管理还是要让不同的交通工具获得不同的路权,而不是让机动车占据所有的城市公共空间。

 218.求爱不成动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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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17日傍晚6点左右,追求周岩不成的陶汝坤来到周岩家中,“拿出准备好的打火机油浇到受害人头上并点着,不停叫嚣‘去死吧’”。当时正在周岩家中的小姨闻声赶来扑灭了火,随后拨打了120并报警。周岩被赶来的120送往安徽医大附院就诊。周岩在重症病房经过7天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头面部、颈部、胸部等严重烧伤,一只耳朵也烧掉了,烧伤面积超过30%,烧伤深度达二度、三度,整个人面目全非”。今年17岁的周岩在接受采访时称,此前一直被陶汝坤强迫交往和骚扰,被打“是家常便饭”,陶汝坤还曾以周岩家人安全相威胁。

据记者了解,陶汝坤19954月出生,和周岩是寿春中学的初中校友。案发第二日,陶汝坤即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在合肥市第一看守所。

 219.副省长出庭应诉 贵州吃了第一只“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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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寻常,是因为法庭上出现了贵州省副省长的身影。2016411日,陈鸣明副省长代表贵州省人民政府出庭,可以说贵州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中,又一次做出了“后发赶超”的表率。据了解,陈鸣明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全国首例由副省长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

 20156月,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白黔高速公路工程(遵义境)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通知》。本案原告丁加强向贵州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通知。贵州省人民政府认为该通知是行政机关内部工作程序性行文,不直接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依法作出了驳回其复议申请的决定。丁加强不服,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丁加强提出了撤销省政府复议决定的理由和证据,陈鸣明针对丁加强的诉求当庭作出答辩,双方进行了辩论。整个庭审活动持续了一个小时。

据了解,本案将在合议庭合议后择期宣判。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原告与被告的关系,更是“民”和“官”在沟通中的新变化。

行政诉讼,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通常也被形容为“民告官”。然而长期以来,在行政诉讼中“民众告官不见官”却十分普遍。告官却见不到官,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双方之间的对立情绪,导致许多能化解的矛盾无法化解。全国人大内司委曾出具报告,贵州2010年到2014年全省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只有123件,出庭率不到1%

正如陈鸣明在出庭应诉中所说,“十三五”时期是我省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根据“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履职,依法出庭应诉,就是要证明贵州省建设法治政府的决心和具体行动。

陈鸣明指出,原告方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提出诉求,维护自身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是支持和肯定的。陈鸣明强调,行政管理负责人要增强依法行政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特别要有依法行政的自信和依法纠错的勇气。我们要以此次庭审为契机,努力实现全省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220.在不敢、不能与不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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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王某,23岁,大学专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市国债服务部,担任柜台出纳兼任金库保管员。1999511日,王某偷偷从金库中取出1997年国库券30万元,4个月后,王某见无人知晓,胆子开始大了起来,又取出50万元,通过证券公司融资回购方法,拆借人民币89.91万元,用来炒股,没想到赔了钱。王某在无力返还单位债券的情况下,索性又于19991214日和15日,将金库里剩余的14.03万元国库券和股市上所有的73.7万元人民币全部取出后潜逃,用化名在该市一处民房租住隐匿。至此,王某共贪污1997年国库券94.03万元,折合人民币118.51万元。案发后,当地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王某迫于各种压力,于200018日投案自首,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